2017年9月13日晚上19时，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智福老师受邀，在雁塔校区行政楼二层会议室，为2017级研究生带来了主题为“人之发现与类之自觉——中国晚周诸子‘人禽之辩’勘会”的学术报告。西北政法大学2017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开始，李老师提出了“何为人的自我突破”、“人如何被发现”、“人类如何自觉为人类”这三个问题，也借着三个问题，揭示这场报告的意义——借助“人禽之辩”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和意义。李老师指出，中国晚周诸子之学表现出强烈地人之发现和类之自觉的特色，即他们皆从人与禽兽之区别中把握人、人性和人类，这就是所谓“人禽之辨”。学界向来推重儒家特别是孟子的“人禽之辨”，其余诸子的“人禽之辨”则被相对被忽略。事实上，诸子百家几乎都参与了“人禽之辨”的哲学思考，在这种“人禽之辨”的哲学检讨中，人性在哲学的意义实现了自觉，人类在哲学地意义上被发现。人禽本异，壁立千仞；斯道不绝，朗照洪荒，诸子百家的“人禽之辨”最终矗立起人性的庄严和人类的尊贵。

李老师把报告分为了“三宗七子”这几部分，即儒墨道三宗，孔曾孟荀墨老庄这七子。

首先讲到的是孔子，从《论语》：“今之孝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突出在事父母，师长之时的“敬”字，也即“色难”。其次李老师讲到曾子，从《论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指出，区别于动物面对死亡之时的悲哀，人尽管面对死亡，也要竭尽全力去行善。与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以，不亦远乎。”遥相呼应。

第二是孟子，孟子区别人禽，主要根据在于性善之论，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孟子反驳，若“生之谓性”，则“牛之性若人之性”，人与禽兽便无异，所以，人禽之根本区别在于“人性本善”。孟子也批评墨子和杨朱是“无君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也可以看出，君法礼仪也是人禽区别之所在。儒家的最后一位是荀子，有别于前三位，荀子从现实的角度入手认为人禽之主要区别在于“人能群，人能分”这是人类社会赖以构成的基础，至于如何分，荀子提出“义”，“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这是人区别于动物，并且可以在自然中胜出的根本原因。

第三，李老师提及墨子，和荀子一样，墨子也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区别人禽，他指出，动物的生存在于靠天吃饭，依水草而存，而人却可以劳动，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需要。所谓“赖其力者生”，即人禽之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劳动。

第四，李老师说到了老庄。一般我们认为，老庄之道，尤其是庄子，是把人类和动物看成齐一的，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老庄把人禽看成是齐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凸显当时社会的种种病态和不足，因为“在人类学上，解构人性中的负面要素，如对权势名利的追求，这些恰好是在动物身上看不到或者不明显的。”（引陈少明教授语）此时我们也能体会到，老庄的人禽之辩目的在于强调对原始和平自在的呼唤，尤其是庄子，他眷恋的是生命本身，强调的是生命自在。

最后，李老师在做总结时强调，“人禽之辨”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各自扮演极重要的角色，表现了他们对人、人类、人伦的自觉。孔孟突出的是人性的自觉，强调的是人高于禽兽者在于“有善端”的精神信念，魏晋名士阮籍斥“杀母者禽兽不如”是对他们的一次生动回应；荀子则更强调的是人的社会之维，突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高于禽兽者在于“人有义”、“人能群”；墨子则突出“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这个人类生存的底线，因此强调人类高于禽兽之处在于人类“赖力”而生；老庄则以其一贯的“吊诡”方式在形式上叙说“人禽一齐”，但其深层的底色却在抒发人对生命的自觉、对自由生存的企慕、对永恒精神的追求，这些是禽兽所不具备的，也是人高于禽兽之所在。诸子论“人禽之辨”，皆独出机杼，各有所长，展现了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孔孟的“人禽之辨”奠定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信念，壁立千仞，至大至刚；荀子的“人禽之辨”奠定了人类存在的社会之维，实已蕴含了“社会契约论”的萌芽，其强调“群”的概念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直到严复翻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的《论自由》依旧借用荀子“群”这一概念（《群己权界论》）；墨子“赖力”之学正可弥补孔孟儒学高自标持为“精神贵族”之不足，近代章太炎推崇颜元之学实则是推崇颜元之学中深刻的墨子精神；老、庄由“人禽之齐”而最终走向“人禽之辨”，既充满了对所谓人类文明的批判精神，又表现出了人类对超越自我、向天地宇宙回归的高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