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上午，哲学院张周志教授以“哲学思维与时代精神”为题，给哲学学科研究生做了学科专业教育演讲。张老师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哲学学科的学科特点及当下使命，做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 一是哲学的爱智本性、二是哲学思维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三是现时代与整合创新的全球思维。
首先，张老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概括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命题出发，结合西方哲学的缘起，重点讲解了哲学的爱智本性。事实上，从古希腊起，哲学的原本意义是爱智慧，因此被称为“智慧学”。虽然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庙里的神，但马克思则十分明确地强调：哲学是现世的智慧。
希腊智慧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批判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对于古希腊广义的哲学——智慧之学，对于狭义哲学——形而上学，进行了系统、全面反思与总结。其广义的哲学为西方科学文化奠定了基础，其狭义的哲学奠定了西方思想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原则，从而明确了哲学的任务、性质和意义。
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尽管人与高级动物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感觉与记忆，但二者不同之处，动物仅凭借现象与记忆活着，人则能把感觉与记忆内化为经验并凭借技术与理智而生活。因而人求知的过程是：感觉——→记忆——→经验——→判断——→技术——→知识。经验较之于技术知识，前者为个别事物的认识，不能教给人；后者则是事物普遍的原因，能教给人，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而哲学就是对于这种智慧的追求。
哲学所爱的是大智慧，而非小技巧。出于伊雄语的古希腊“智慧”一词，其原本意义有三：一是一般的聪明与谨慎，二是敏于技艺，三是学问与智慧。惟其如此，人们后来就在学术方面分别了小巧与大智，并以此说明哲学爱大智的旨趣。最初以智人尊称毕达哥拉斯。后来智者学派的人滥用诡辩的机巧小慧，为人所鄙夷，便用“爱智者”——哲学家区别于“智者”——诡辩家，以哲学与诡辩术相区分。
哲学作为探求“普遍原理与原因”的大智慧，要求哲学家必须是博学之人，探求并教授给人们事物的“普遍原理与原因”。由此决定了哲学这门学术优于那些次级的学术，它比其他学术从事物中获得最多的东西，它不仅追求一事物的终极本善，而且追问全宇宙的终极至善。这门学术是为了求知而求知的“唯一的自由学术”，也是一门“神圣”的学术——因为神原被认作万物的原因与世间的第一原理，此学术或是神所独有、或是神能超乎人类所知独多。所以，哲学是于神最适合的一门学术，是一门神圣、纯粹的学术。
人们的哲学探索始于“对于自然万物的惊异”。在惊异与迷惑中，为了摆脱愚蠢无知，人们便开始了解释与探讨的尝试，最初的哲学探讨者就是“爱神话的人”，即“爱智慧的人”。所以，哲学并非追求一时一地的使用价值，而在于追问终极性的形上意义。
这种智慧的智慧和终极的意义，不是轻易能够被觉悟到的，往往需要具有崇高的境界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甚至付出毕生的心神。古希腊最大的智者——苏格拉底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的，即使临死，毅然义正言辞：“只要一息尚存，我就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是绝不会改变我的行径的，虽万死而不变”。正因为苏格拉底爱智慧的精神，他活着的时候堪称希腊人民的伟大导师，死后，也成为人类哲学思想的活水源头。他教导人“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心灵”，“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不仅能带来金钱，还能带来其他一切的好事。
只有到了近代，这样一位一向被我们简单化批判的伟大哲学家——笛卡儿，才是哲学回归自我意识的精神家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视作哲学的第一原理，提出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追求“我思”的确然性，得出的无可怀疑的加以接受的知识与原理。明确主张，哲学就是面向“思”的事情。对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不止一次的大加赞扬：近代哲学思维的真正认识论转向，直接肇始于笛卡儿的主体自识哲学，他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在主体理性自识的层次上，把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中世纪费其诺(M．Ficino，1433—1499年)的“认识你自己”、中国古代老子的“识人者智，自识者明”、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等的主体自识，升华到理性自觉的层面，并赋予其首要地位的意义，首开西方哲学主一客体分离和对立的认识论思维路径的先河 。黑格尔认为，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高度赞赏笛卡儿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
笛卡尔明确了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明“我思”的确然性。“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他从普遍的抽象原则出发，将“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精神实体，是不依赖于物质性身体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不死的心灵。然后他进一步由心灵实体推论，怀疑的我是不完满的，但是我心中分明有一个无限完满的观念，它必然是存在的。这就是上帝。不完满的我显然不可能有一个完满的观念——上帝，因此只能是这一完满的存在将此观念放入我的心中。上帝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性。凡在心灵中呈现的东西都是真的。既然一切天赋的观念都是上帝赋予的，而完满的上帝是不会欺骗我们的，那么现在我心中清楚明白的拥有“物质”的观念，因此它也是真实的存在。这样，笛卡尔经过一番演绎便确立了从理性原则出发的三个实体观念：心灵、上帝、物质。上帝是绝对的观念实体，而心灵与物质只是完满上帝赋予的相对实体观念。心灵实体，其根本属性是思想，是能动的、不占空间的、没有广延的；物质实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它占有空间的、被动的、不能思想的。即是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精神辩证法。
那么，究竟如何达到形而上学的可靠道路呢？近代主体性思维之路的集大成者——康德提出：哲学需要“模仿”数学和经验的自然科学的理路。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是“知识与对象一致，而是对象与知识一致”——必须充分发挥人在认识与知识中的逻辑在先的先天“立法”功能。“如果直观必须遵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人们怎样才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知晓；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遵照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我就可以清楚地想像这种可能性。但由于如果这些直观应当成为知识，我就不能停留在它们这里，而是必须把它们作为表象与某种作为对象的东西发生关系，并通过那些表象来规定这个对象，所以我要么可以假定，我用来做出这种规定的那些概念也遵照该对象，这样一来我就由于我能够先天地对它有所知晓的方式而重新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要么我假定，对象或者――这是一回事――对象惟一在其中（作为被给予的对象）被认识的经验遵照这些概念，这样我就马上看到一条更为简易的出路，因为经验自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方式，知性的规则我必须早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从而是先天地就在我里面作为前提，它在先天概念中得到表述，因而经验的所有对象都必然地遵照这些概念，而且必须与它们一致。”这一思维原则的转变，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其次，张老师就重点结合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哲学理论思维的关系，历史逻辑地梳理了哲学思维智慧及其对于时代精神的引领和批判的积极意义。
对待哲学原典的文本回归和意义诠释，我们明确主张，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但是也绝不限于就事论事，局限于原典本身，而应着力发现其历史逻辑联系。即用“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其匪强，来之无穷”的态度和方法，发掘原典的历史逻辑、思想逻辑和认识逻辑，从而在思想的不断建构和解构中，追问哲学思维的形而上学意义。
事实上，尽管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往往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言说和叙事，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逻辑则把他们看似色彩迥异贯穿起来，从而呈现出一定的思维逻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哲学的形上意义就在于发现这一思维逻辑。
作为哲学门的学子，经过严谨的原典文本解读，发现思维逻辑的理论脉络，以批判理性的反思精神，检讨现实和理论的合理性，方能彰显其崇高的学科使命。
就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逻辑而言，在外在他律性和内在自律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时代的哲学原典，体现了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逻辑沿革的主要经历了下述阶段：古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Ontology）思维、中世纪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近代哲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思维转向、现代西方哲学思维的语言学和生存论转向以及当代哲学的价值论思维诸阶段。
一是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思维的转化
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一开始就把思维的兴奋点集中在人以外的对象世界，并用宇宙构成论的分析思维方法，究根穷理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终极玄思的发问方式，探究宇宙万物的“始基”是什么，由此形成了自然理性的传统，奠定了古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Ontology）思维的基础。
中世纪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是欧洲中世纪的长夜，宗教哲学君临思想、科学和艺术的一切领域，由此形成了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奥古斯丁坚定基督教哲学的立场主张，异教会不会有比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基督教提供更好的一种哲学呢？他坚定地认为，研究哲学就是为了获得幸福，而上帝向人指向幸福之路，因而，只有遵循基督救世主所指引和给出的道路，人才能获得幸福。奥古斯丁认为至福——Beatitude是一切哲学活动的目标，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达到至福的惟一的、最好的道路。基督教的普爱（Universal love）精神甚至主爱仇敌。基督教哲学认为信仰先于理性，原因在于如果没有信仰，理性就无力达到自己的目标——幸福。中世纪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崇尚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的三段式(Syllogism)。
近代西方哲学思维，实现了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转向。
自十六、十七世纪以降，欧洲人文主义、自然科学两场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西方近代思维文化史的序幕。由此决定了西方近代生活世界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的分化 。
伽利略成为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始作俑者，他用数学化、理想化的科学方法研究自然，主张“在这个世界中的对象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被我们获知的，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连贯地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对这种方法的不断运用，我们最终能彻底认识这里的一切对象的自在的本身。”从而成为近代伟大发现家之巅的人物。胡塞尔称伽利略“既是发现的(entdeckend)天才”，也是“掩盖的(Verdeckend)天才”；“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方法的理念，他是无数物理学的发现和发现者的先驱。伽利略发现一直被称之为因果规律的东西，即‘真正的’(被理想化和数学化了的)世界的‘先天的形式’，‘精确的规律性的规律’，按照这种形式和规律，在‘自然’(被理想化了的自然)中所发现的一切事件都必定服从于精确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既是发现又是掩盖，以致我们现在把它们当作不言自喻的真理。”
近代西方知识论的思维模式，在哲学上是以经验论的兴起为标志的。经验论哲学又以对自然界的观察证明为基础。哥白尼、开普勒对天体现象的观察说明，伽利略、牛顿对宏观物体运动过程的观察和说明，都为经验论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进行说明，古代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方法（工具）显得苍白无力时，弗兰西斯·培根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必须有一套新工具的思想。经过研究思考，培根于1620年出版了《新工具论》，试图在获得自然知识的方法上以此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他的所谓“新工具”，只是对于归纳方法的重新重视。他主张在获得自然知识的过程中，要重视观察、分类等方法。这是经验论哲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开端。并且，培根还提出了人们在获得自然知识，运用观察、分类的归纳方法时应该力戒四种最容易犯的错误。他说，人们有屈从于“幽灵”的四种类型的心理弱点和倾向。第一种是“种族的幽灵”，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在认识过程中，难免想入非非或痴心妄想，特别是期望在自然现象中有比实际更好的秩序。第二种是“洞穴的幽灵”，这是每个人的个别怪癖，是无其数的。第三种是“市场幽灵”，起因于心灵为言词所眩惑的倾向，是一种在哲学里尤为猖獗的错误。第四种是“剧院的幽灵”，是由各种思想体系与学派所产生的错误。
对西方经验主义思维传统影响最大的是托马斯·霍布斯。他一方面属于经验主义的传统弟子，十分欣赏数学方法，从而使他与伽利略、笛卡尔发生联系。另一方面，通过与笛卡尔等的接触，使他重新认识了演绎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从而对科学方法有了更正确的认识，这是培根所不能企及的。虽然霍布斯的最重要著作是政治性的《利维坦》，但是，这本著作中，霍布斯为经验主义哲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用严格的机械术语，对人和人的心理叙述，以及对语言和认识论问题都作了经验论的阐述，他像伽利略和笛卡尔一样，认为我们所经验的任何东西，都起因于外部物体的机械运动，而视觉、声音和气味等等都不在客体之内而是我们所私有的。由此决定了霍布斯在求知的方法论问题上主张经验与理性相联系的合理方案。
近代哲学思维的真正认识论转向，直接肇始于笛卡儿。
在知识论问题上，笛卡尔进一步思考求知方法问题，于1637年出版了《方法论》，作为他研究的自然哲学三卷著作的前言。1641年出版了《沉思录》，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全面阐述了他关于求知方法的思想。他提出了求知过程必须遵守而且他自己已经如此做了的四条原则：
首先，在认识过程的前奏阶段，除了清晰而独立的理念，再不接受其他任何先验的东西。其次，必须把思维中要解决的问题按需要分解成不同部分。第三，思维进程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程序，哪里没有顺序，我们就必须假设一个。最后，为了保证思维的全面性，而不忽略任何东西，我们必须随时经常地详细核查。由此可见，笛卡尔哲学强调思维方法是毋庸置疑的。他从经验主义出发，走向理性主义，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寻觅合适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影响着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阵营的欧洲哲学的发展。至于其本体论上的二元论则是与认识论的怀疑论分不开的。正如没有思想就没有痛苦一样，笛卡尔的怀疑论正是在他对认识方法深入思考的痛苦中产生的，由此引导了欧洲认识论求知探索的思路走向深入。
倪梁康先生曾经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go sum)命题进行了形式解构，他认为，“由于拉丁语中的“cogito（思)和“sum”(在)既是动词原形，也在无需列出主语的情况下表达着第一人称单数的形态，因而“eso”(我)的前设可以被有意无意地巧妙隐去。但严格说来，这里的完整内容应当是，“我思”(ego cogito)和“我在”(ego sum)。如果已经设定思维的主体是我，那么再从思维活动得出思维主体便是同语反复…”[1] 因而“我思故我在”标识近代思维强调“我思”的确然性，因而“思想是存在之家”。据此，笛卡儿就实现了近代思维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转向，从而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思维，开创近代以来主客两分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思维模式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方法论(Methodology)传统。文德尔班评价说，意识的存在确然性是笛卡尔通过分析方法所获得的统一的和基本的真理。
继笛卡尔之后的斯宾若沙、莱布尼兹、维柯、直到大不列颠的经验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笛卡尔哲学对理性主义的复活和对经验的引导的结果。
二是康德哲学批判理性思维的精神丰碑
沿着笛卡儿“我思”的主体思维理路，康德进一步以批判理性的旗帜，把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思维发展到极致。乃至于从近代启蒙运动到整个20世纪，在哲学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康德思想的足音。
以往在康德思想的理论渊源上，人们往往只重视了休谟和卢梭思想对他的影响，这自然是正确的，如休谟怀疑论的方法，特别是休谟关于归纳逻辑的非难，对于康德批判理性的方法检讨主体能力，在问题意识的启发上，是至关重要的。休谟的人性论思想方法，直接影响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认识论倾向，它不仅使康德超越了独断论的认识论，而且直接启迪了康德关于意识理性、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的价值多元思想方法（这得益于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两分法的思想）。罗尔斯认为，“康德非同寻常地表现出了对休谟的深深敬重和喜爱”。康德思想中积极的、民主或是共和的思想的确是受到卢梭思想的的直接影响。卢梭的《爱弥儿》几乎使他热情的近乎疯狂，他高度赞卢梭的伟大，他认为，如果说牛顿了解释自然界的最高真理一位天才，那么，卢梭则是揭示社会真理的另一位伟人。
事实上，就康德哲学的思想方法的传统而言，他与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更有密切的学理姻缘，他把笛卡儿的“我思”的主体哲学思维，推向主体批判的“纯我哲学”，从而使西方哲学思维真正“从形而上学的铁掌里解放出来”。
康德把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批判理性阶段。逻各斯的提出——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奠定了西方理性精神的基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论体系使理性成为一个不断上升的系统；笛卡儿的怀疑精神使理性达到自我意识阶段；康德的批判使理性成为能动的自我超越的主体。一方面通过对于理论理性的批判确保科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确保自由的合法性。从而协调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其独特的手段，从而成其为方法论的里程碑是批判理性的精神。在康德那里，批判不仅是理性的能力和特质，而且以理性自身为对象。为此黑格尔曾概括：“康德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总结。”
康德的批判理性哲学对于启蒙运动的理论总结的主要功劳，首先表现在他首次实现了价值领域多元化的转向：纯粹理性批判——科学领域、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和宗教领域、判断力批判——艺术审美领域三大价值领域的多元价值转向。从而解决了主体哲学在认识、价值（实践和宗教）、审美领域的三个基本问题：
我能够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可以希望什么？
康德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首先主体批判的矛头指向理论理性本身，解决认识的主体前提资格问题，理清人类先天认识能力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人类知识的可能范围，依此为真正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康德所说的“有两样事物，我对它的思考越多，内心的敬畏意识就有增无减。”这实际是对于他前后批判时期对于自然及科学的崇尚和对于道德的归宿的全部学术生涯的自觉概括。“头上的灿烂星空”来自以他的第一部著作《天体的一般理论》为代表的前批判时期科学研究的主体自觉；“心中的道德法则”是对于自理论理性批判始，到实践理性批判落脚处的主体性思维的觉悟。
道德律令在康德那里是至高无上的，成为其理性批判的归宿。因此，在其理论体系中，不可避免地要处理理性、自由与道德的关系。一方面，在康德哲学中，自由确实是一个作为主旋律的范畴，但是，康德的自由范畴严格区别于其他哲学的自由的含义和特点，他认为，自由是自律和自我批判的前提。即是说，理性只有是自由的，它才能够进行自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如果理性仅仅是自由的，而不进行自我批判和自律，那么它就会被绝对化。
另一方面，康德以道德至上论的立场，主张道德高于自由之上。尽管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由与因果性的矛盾，但他不仅不回避和掩盖这一矛盾，而是诚实地承认它，并且在理性的自我批判中揭示这一矛盾的根源。然而无论如何，理性和自由都不能凌驾于道德之上，相反，道德律令是高于理性和自由的。
康德哲学及其方法的影响是永恒的，当代英美中，康德哲学的幽灵就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从康德那里接受了把哲学视为严格的精神科学的观念。其二是接受了康德给思想领域划界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划界等）
福柯在康德写了《什么是启蒙》整整200年后写同名书，试图消解康德将启蒙理解为出路的思想，他认为不能消解这一问题，后现代就无从谈起。马克斯 韦伯关于现代性的经典规定，主要思想渊源是康德哲学。哈贝马斯说，我们是在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氛围中成长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哲学的所有问题，都是康德哲学的延续，要么接着说，要么反着说，拟或对着说。
三是现代西方哲学思维对于意义的追问
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和生存论的转向，使哲学思维的使命实现了由发现真理向追问意义的转化。
首先，尼采等人的意志哲学，作为第一个登上现代西方哲学舞台的流派，首先对笛卡儿以来的对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否定。“整个现代哲学在逐渐沉沦，如果这种哲学的残余没有引起嘲笑和怜悯，那么，也引起了怀疑和不快。哲学被降格为‘知识论’，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胆怯的随大流和禁欲的教条：它还未跨门槛就痛苦地否决了自己进门的权利—这就是奄奄一息的哲学，它是终结，是痛苦，是让人怜悯之物。”
尼采首先把矛头指向神本论的理性主义。他公然宣称：“我是第一位非道德论者，因此，我是地道的破坏者。”他大胆宣告“上帝死了”，因而理性也终结了，因此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这是一场大战”
尼采试图以非理性超越理性， 全面消解传统哲学的“理性”、“知识”、“真理”、“主体”、“道德”、“人”等元话语。通过“感性”、“生命”、“价值与评价”、“永恒轮回”等，彰显“超人”的“权力意志” 。尼采的“超人（der Übermensch）”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对于人的尊严实现的帮助。
尼采认为，康德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严的实现，仅仅诉诸于理性和良知是不够的，“超人（der Übermensch）”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正视人是在不断创造中实现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体。确信自己“同这太阳、同这地球、同这雄鹰、同这条蛇一样”，“永恒地回归到同一个自身的生命”的高尚情操）力量可籍借鉴。
其次，实用主义要求以生活和实践取代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对物质和精神本质的探索。
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皮尔士，首先批判了作为笛卡儿哲学的出发点的普遍怀疑思想，“我们不能从完全的怀疑开始”，“不能佯装对我们在内心并不怀疑的东西在哲学上加以怀疑”，普遍怀疑“完全是一种自我欺骗”。在人的认识和行动中必须有一定的信念。
皮尔士认为，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忽视了主体际性和人的社会存在。
笛卡儿哲学以“我思”的自明性作为第一原理，把知识和观念的确定性及绝对性诉诸于个体意识，忽视了主体际性和人的社会存在。皮尔士明确反对笛卡儿认识论的直观性和绝对性。特别是反对笛卡儿认为的“凡我清楚地确信的任何东西就是真的”[2]的自我确认说，主张“共同体”的不断商讨。皮尔士继承了康德“实用的信念”及其与行动的后果的关系的思想，他把一切知识都归结为“实用的”信念，知识的问题被归结为确定信念，使之成为行动的工具。
再次，现当代现象学运动（特别是存在主义），要求哲学研究的视域和方法，转向非反思的生活世界或人的生存。
胡塞尔现象学自觉继承了笛卡儿哲学的理性传统，其基本问题仍然是主体性问题，他面对的“事情”仍是“意识之主体性”。
不同的是胡塞尔开出了一条与近代哲学主流大相径庭的新途径， 胡塞尔在“意向性”（intenationality）概念的基础上，最精辟地澄清了近代哲学在主体问题上的一系列含混，开出了一条与近代哲学主流大相径庭的新途径；同时，解决了被老笛卡儿主义忽视了的“历史性”和“生存性”问题，因此，胡塞尔现象学可以称为新笛卡儿主义，它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出路之一。
现象学面临的主要论题：“一切奇迹中的奇迹”是什么？海德格尔曾经将之概括为“意识之主体性”问题。因此，现象学首先要分析的是意识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这不同于主客关系。胡塞尔通过对“我思”即意识及其本性就是意象性的分析，正面了结了自“我思故我在”命题提出以来围绕着主体问题的一系列迷雾。现象学的主体概念区别于近代哲学主体概念的关键在于它克服了后者与客体的隔绝（如绝对精神意义上的主体）或外在关联（如灵魂实体意义上的主体）。
还有，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要求把哲学研究转化为对于语言的用法和意义分析的学问。
分析哲学是一场哲学方法论变革的运动，它与自然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拒斥形而上学。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同时是某一科学领域的专家。他们通过对哲学命题进行语言逻辑分析，消解传统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新的哲学方法的探索。早在19世纪之末，胡塞尔(Edmud Husser）、摩尔(G.E.Moore）、皮尔士(C.S.Peirce）这三大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就创立了三种新的哲学思维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是针对康德的，他要求解决知识的本质和形式问题，即知识如何建构，经验与理性到底有何作用；摩尔的语言分析方法则是针对黑格尔的，他要研究主观与客观有无差别，以及如何把握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异问题；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方法是针对笛卡尔的，他要解决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问题。皮尔士反对笛卡尔关于“知识的起点是怀疑”的观点，他认为，知识不可能有一个绝对基础，知识的起点应是大家都能信任的经验和思考方式，常识与知识理性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
20世纪上半叶，在上述三大哲学方法之后，又发展起三大新的哲学方法。罗素(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Lub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T.L.Austin）等发展了摩尔的语言分析方法，形成逻辑分析方法、逻辑语言的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方法、语言行为条件的分析方法等；詹姆士(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等发展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方法，形成重视主体经验的实证方法以及伦理学、教育哲学和逻辑方法的重建的方法；弗雷格(G.Frege）、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海德格尔（M.Heidegger）等发展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形成“纯谓建构”、“身体知觉”、“存有体悟”等方法。
20世纪后半叶，作为现代西方哲学重要代表人物的逻辑和分析哲学家奎因(W.V.Quine），提出了逻辑建构方法；德里达(J.Derrid）作为后期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批评了逻辑建构方法，提出了解构的方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哈贝马斯(J.Habermas），提出了批判理论与沟通理论的方法。斯特劳斯(F.Strawson）用自然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描述世界存在的结构等等，都是现代西方哲学重视方法论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原典等，自然也有各自内在的逻辑进路，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认真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去寻觅和探索。
最后，张老师讲述了自己关于现时代与整合创新的全球思维的新认识。
上午3小时40分钟的演讲，同学们分享了一次哲学智慧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