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和陕西省专业综合改革子项目的“关中文化书院”，是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两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其中“中国古代书院文化”课程，是其教学承载的平台之一。任课老师张周志教授，在其课程体系的下篇：“中国古代关中地区书院研究”教学中，除了理论教学外，每届同学都有不同形式的现场教学及实习实训活动安排。本年度的教学中，张老师特别安排了本科生和部分研究生的“东横渠书院、张子祠、元圣周公文化”讲座与现场教学活动。经过认真的前期协调和充分准备，2017年11月2日，任课教师张周志教授带领课程班级的本科生和部分自愿参加的研究生一行四十余人，赴陕西郿县横渠书院、张载祠、周公庙进行了现场教学和实地学习，邀请了横渠书院副院长杨登科教授、孙女士等详细讲授了张载与关学、张载与理学、张载思想的哲学、文化、历史及现实意义等，现场体验了张载东横渠书院的教学及学术研究的地缘特质，参观欣赏了历代思想家、学者、政要，甚至帝王对于张子思想、学说、人品的高度评价的碑帖，师生现场诵读《正蒙》和《西铭》章句，加深了对一代大儒张载及其所开创的关学思想，以及元圣周公旦制作礼乐、感知天命思想的进一步了解。晚上十点多返回学校，师生们依然心情激动，深感学习收效甚多。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北宋时期著名哲学家。作为与洛学、闽学、濂学并称为“四学”的关学创始人，提出了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认识理论、道德学说在内的理学体系，承载着博远辽阔的价值理想，其思想对宋元明清理学、程朱一系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个问题即“太虚即气”。张载看来，世界万物的本源不是佛家的“心识”，也不是道家的“虚无”，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有形有象的万物的本源即“气”，无形的“太虚”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气”之凝聚形成有形的万物，万物消散回归“太虚”。“气”聚成物，物散为“气”，都只是“气化”过程中的暂时状态，而“太虚”是“气”本来的存在状态，回归“太虚”即是回到“气”的本来状态。

    就“气”作为客观事物的本源所具有的普遍性和至上性而言，谓之“至实”。“凡有形之物即易坏，惟太虚处无动摇，故为至实。”就其本来的存在状态而言，谓之“太虚”，即“气”是“至实”和“太虚”的统一。张载还在性能上将“气”概括为“一物两体”，“气”自身是兼含虚实、动静、阴阳，包含对立面的统一体。统一体即“一”，对立面即“两”，“一”中涵“两”，“两”在“一”中。通过其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气化”的过程即是宇宙万物产生过程。

    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张载构建了独特的道学体系，其“气”学思想也对程朱一系产生重要影响。程朱道学里，气不仅是天地产生、宇宙运行、万物生灭的重要质料，而且是理一分殊、太极动静、道体流行的物质载体。

    第二个问题即“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张载认为，“气化”过程造成了事物形质万殊；而事物万殊又造成了人的认识的不同。“心所以万殊者，感外物为不一也”（《正蒙·太和》）。由此探讨了人的认识。张载指出，“人谓之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正蒙·大心》）。通过认识主体与客观对象的接触，“耳目有受”，因而产生了对事物认识的“见闻之知”，由此也肯定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然而，“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相对于无限的客观事物，感觉经验终究是有限的，达不到对全体事物的认识，故“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正蒙·大心》）。而“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正蒙·大心》）。只有“大心”、“尽性”，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作用，才能把握事物的全体和本质，尽性而穷理，达于对天道的认识和体证，即“德性所知”。“德性之知”不源于“见闻”，而依靠主体自身的德性，即道德直觉，是“诚明所知”。《中庸》里讲“自诚明，谓之性”，由诚而明，得到的是对于道的认识，是“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然而，尽性穷理却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穷神知化，岂有我所能勉哉？乃盛德而自致尔”（《正蒙·神化》）。“德性之知”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其与道德修养、道德本性相关。

   第三个问题即“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气化论”基础上，张载指出，“一物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正蒙·大易》）。人与天地一样都源于“气”，人的本性也同于天地本性。又由于禀受阴阳二气的差异，人在才性方面也有差异。“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正蒙·诚明·》）。张载并未否认人有善恶之别。故作为人共有的本性即至善之性，谓之“天地之性”，在此前提下，亦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人的本性，“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正蒙·诚明》）。而“气质之性”是杂而不纯的，有好有坏，可以变化的。“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又“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由此，“气质之性”可回复到“天地之性”。由此能正确理解宇宙人生，达到圆满的人生境界。这一思想对后来程朱道学区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力求“心统性情”的学说产生影响。

    第四个问题即道统核心即“十六字”。印象最深刻的是张载祠正殿前柱子上一副对联提到“十六字”。朱熹在《中庸集注序》中指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禹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由此作了阐发“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思，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其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心只有一个，由于心的流行发用一出于“性命之正”，一出于“形气之私”，故有“道心”和“人心”之分，这是和其“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对应的，心性统一。“人心”由于出于形气并受外物感动，很容易流为私欲，所以“危殆而不安”。“道心”即“天理”，出于“天命之性”，容易受气质的蒙蔽并沾染私欲，故“微妙而难见”。对于不论是上智还是下愚的人来说，都有“人心”和“道心”。然而，“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要想使“危者安，微者著”，就要“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而“为学”的工夫即“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使心的发用流行出于本心，顺从天理、本性。

    朱熹对“十六字”的解读表明，张载人性论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张载也树立了博大的价值理想。

   第五个问题即民胞物与。在张载祠的外墙上刻有《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幼……”在此将“天地之性”作为至善人性，“穷神知化”作为弘扬人至善的本性的前提。由于“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故应树立“尊高年”、“慈孤弱”、“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理想。在现实中，应将儒家伦理化为生活准则，在有限人生中，通过道德自律与践履，超越自我，求取人生意义和价值。这样，将儒家天人性命之学，忠孝仁义之理的形上学境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张载秉承天地正气，建构如此宏大的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在诚敬张子的同时，更应觉知“满街皆是圣人”或许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一切道均体现在日用常行事中，躬行践履才是最实在的天理。

   此外，在黄昏到来之前，一行人满怀敬畏之心踏入了周公庙，感受元圣制礼作乐，宣德扬孝的心境。另外，其“天命靡常”等一系列对“天”的认识亦是后来儒家思想产生发展的依据。

   短暂的实地学习，学到的不只是圣人大儒所建构的思想，感受的不只是其宏远博大的天地胸怀，重要的是自身在如此光亮照耀下除去一切迷障的觉明，是日常践履的努力尝试。

    我们已与横渠书院建立了良性的协作关系，不仅是我们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现场教学基地，而且是合作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校同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十分感谢杨登科副院长的精彩报告和孙女士饱含情感的现场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