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晚19:00，在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周志院长的主持下，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院宗教学系张志伟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了题为“启蒙的自我调适与困境－－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中心的思考”的讲座本次讲座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启蒙问题，康德的启蒙理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虚无主义，表明启蒙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在中西现代化进程中，不应将由于文明高度发展导致的野蛮这样所有的罪责都归罪于启蒙，而应冷静思考寻找适当的调适方案，深入研究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正确的道路。

张教授首先给出了如今研究启蒙的背景，认为，启蒙在18世纪下半叶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德国问题，而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问题。因为两者同属外源型现代化道路，既面临着思想观念的变革，也陷入了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启蒙在上个世纪遭遇了猛烈的批判，并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国的启蒙面临夭折的危险，正如李泽厚先生提到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救亡压倒启蒙。我们面临的麻烦是启蒙任务尚未完成却被宣布已经过时了。接着，讲到了讨论启蒙的话题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被归罪于启蒙的罪责其实不应该完全由启蒙负责，启蒙思想家们并非片面地推进启蒙，比如，康德对启蒙之科学理性的约束，我们需要在批判启蒙的局限性时，也应该深入研究思想家们推进启蒙的努力失败的原因。其二，如果说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而启蒙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理念，那么无论现代化、现代性乃至启蒙遭到怎样的质疑和批判，对于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社会、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乃至即将现代化的社会而言，启蒙不仅是必经的“洗礼”，而且构成了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因此对启蒙的反思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张教授指出，我们不可能不经启蒙而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退回到传统社会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即使我们面临困境，也要努力弥补启蒙的缺陷，调整启蒙的方案或规划。

  另外，张教授还提到，“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中心的思考”，原因有二：其一，当年德国哲学家们是英法启蒙运动的旁观者，他们的哲学思考是“密涅瓦的猫头鹰”，不仅深刻全面而且清醒冷静。其二，康德和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可以看作是古典哲学时代调整启蒙的最后努力。我们需要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并思考这些努力没有成功的原因。张教授特别指出，康德和黑格尔属于启蒙时代，他们是启蒙的继承者，所以从他们出发来讲启蒙的“自我调适”。第一个问题即启蒙问题。

   我们都知道，启蒙（Enlightenment）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启蒙特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广义的启蒙指17世纪－19世纪整个近代哲学的指导思想－－理性和自由。张教授还指出，在康德那里，启蒙标志着人类理性的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启蒙的普遍意义。

启蒙与现代化有这样的关系“启蒙→现代性→现代化”，而未经启蒙的洗礼，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许多基本价值是启蒙贡献的，例如理性、自由、科学、民主、平等、公正、人权……可是为什么启蒙会受到批判？那是因为启蒙的局限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放大，以至于遭遇了猛烈的批判，这就是乐观的理性主义，人类中心论，无节制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和价值理性（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失去了平衡。最本质的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同时，启蒙的核心是理性与自由，其不同表现一方面培育了一种盲目乐观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纵容了一种狂妄自大的主体中心主义，颠覆了在传统社会中原本起维系整体作用的传统价值观念，使传统失去了影响力。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后一章中说：“尽管社会情况、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发生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已远非世界上迄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往上回顾，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没有发现一个与我现在看到的变化相似的变化。过去已经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

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不要启蒙？显然不能。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德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十分重视文化，但也产生过“高度文明的野蛮”。启蒙不仅表现在文化知识，也应表现在政治素养，民主制度。另一个问题：能否避免启蒙的局限性？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出发来看。

   第二个问题即康德的启蒙理论。

   康德给启蒙下了一个定义：启蒙是人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即不经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途径。启蒙的意义就是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而不应是被监护，怯懦。懒惰。而给自己启蒙需要的是自由，是“在一切只要能够叫做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 。这样，就将启蒙从一种思想运动、一个历史时期的主导精神，上升为使人成其为人的必经阶段，从而使启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意义。

紧接着，康德区分了理性的公开使用和私人使用。“我把理性的公开运用理解为某人作为学者在读者世界的全体公民面前所作的那种运用。至于他在某个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者职位上对其理性可以作出的那种运用，我称之为私人运用”。理性的公开运用主要指的是写作和出版的自由亦即通常我们说的言论自由，“学者”并非仅指少数以启蒙大众为己任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通过写作和出版而向大众读者说话的人都是“学者”。强调理性的公开运用是一切自由中最无害的自由，不会干扰和破坏现行的制度，不会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行，但是却又具有监督、批评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和完善的作用，因此当然有百利而无一害。而私人运用自由的。

这种关于理性和自由的关系中，启蒙认为，理性是裁定一切的法庭。而康德指出，批判是裁定理性的法庭。把康德的启蒙思想置于批判哲学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其为启蒙的这两个方面都加上了更高的限制：一方面限制知识为信念留地盘，也就是限制科学理性，另一方面以自由＝“道德自律”作为最高的理想，替代因上帝隐退而留下空白的价值理性。而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理性的自我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意识到了启蒙的局限，并作了努力调适。康德哲学的核心是“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自身立法”。前者虽然为科学知识奠定了普遍必然性的基础，但是也形成了对科学理性的限制。后者则试图以实践理性弥补理论理性的局限，以德性来填充信仰衰落的空位，亦即重新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自由不过是底线，自由即自律则为人类理性设定了最高理想。

然而，康德的这种调适有致命点，就是太过理想化，即道德观念、法则是无条件的，而道德动机、行为是有条件的，要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人毕竟是有限的理性存在，首先是自然存在物，甚至有可能只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而存在，只有当他自觉自愿地遵守理性法则去做的时候，他才是理性的存在，所以理性法则对人而言体现为“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法则，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道德理想。由此可知，单凭人类理性不可能协调自然与道德这两个界限分明的领域，而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也需要有无限的理性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归宿，因此，在康德哲学中，有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神学，而没有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道德。换言之，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在自然中受制于自然法则的人也可以按照道德法则而行动，不过其道德行动需要有上帝的协调才可能按照道德动机来实现。。

  由此可见，康德对启蒙的调整主要在于，首先强调人类理性之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给科学理性“划界”；其次以实践理性弥补理论理性的局限，类似于以价值理性约束工具理性并为之确立理想目标；最后，鉴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以超越性的理智世界乃至道德神学作为理性的最高理想。可终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有矛盾，后来的努力就从解决这一矛盾出发。

  第三个问题即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

   张教授把黑格尔看作是沿着古典哲学的思路（即为启蒙重建形而上学基础）批判启蒙并且试图使之完善的思想家，因为古典哲学与启蒙在理性主义上是一致的。

面临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矛盾，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使他摆脱了困境，最终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和解”。康德哲学是“纯粹理性的体系”，在此之内立法的是人类理性，在此之外却是无法克服的坚硬的自然。青年谢林说：“我在哲学里生活和编织着现代。哲学还没有完结，康德虽然做出了结论，但是还没有前提”，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康德的主体哲学缺少客观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查尔斯·泰勒看来，黑格尔意识到了启蒙的根本缺陷：“它的错误在于，它认为这个主体性就是人，除了给最高存在留下一个空洞的位子以外，它没有给宇宙精神留下地盘。因为实际上，人类主体性只有作为这个更伟大主体的手段才取得了支配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哲学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极致，现在黑格尔要把人的主体性重新安放到自然之中。因此，黑格尔以重建形而上学的方式实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和解，这就是以“实体即主体”为基本原则的辩证法。

  “实体即主体”，也就是活的实体。如果把宇宙的原因、基础和根据称为实体的话，那么对黑格尔来说，实体不仅仅是客观性的因素，而且也是能动性的因素，换言之，实体本身就是能动的，亦即“活的实体”，黑格尔力图克服近代哲学的二元论。近代哲学把人看作是主体，把宇宙万物看作是认识对象，站在人的角度，人可以认识宇宙。人类精神是宇宙的一部分，或者可以看作是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人类精神能够认识宇宙，从而宇宙在人类精神中达到了自我意识。所以站在宇宙的角度看，人类精神认识宇宙根本上乃是宇宙通过人类精神认识它自己。这意味着，人类精神之所以是精神，之所以具有主体性，乃是因为宇宙本身就是精神（潜在的精神），实体即是主体，所以人类精神就是绝对精神的实际存在（Dasein）。由此，黑格尔一方面为启蒙的理性主义重新确立了超越性的根据，另一方面消除了康德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以作为绝对精神的上帝取代了作为人格神的上帝，实现了无限理性与有限理性之间的“无缝连接”。

   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启蒙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以实体即主体解决了绝对精神（宇宙）如何能够自我运动自我完成的问题，其次以绝对精神为人类精神确立了形而上学的根据，把上帝置换成了绝对精神，既防止人类精神的主观性泛滥可能造成的危害，又为启蒙的理性主义重建了形而上学基础，最后以潜在、展开到现实的目的论解释了现实的存在意义以及理想（理性）之实现的必然性，这或许是对启蒙之难题的最圆满的解答。

   然而，黑格尔调整启蒙的方式是重新证明宇宙的合理性并且以此作为人类精神的基础，而其证明方式隐含着某种循环论证，这正是唯心主义的痼疾：宇宙是合理的，因而可以证明宇宙的合理性；我们能够证明宇宙的合理性，所以宇宙是合理的……。这种证明面临着自我担保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是归根结底它以宇宙本身的合理性为其前提和基础，倘若宇宙的合理性出现问题，那么再圆满的哲学体系也难逃崩溃的厄运。黑格尔去世之后不久其构建的哲学大厦轰然倒坍，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失去了基础，形而上学构建的理想世界崩溃了，启蒙的自我调整至此以失败而告终。

   第四个问题即虚无主义。

   张教授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启蒙遭遇的困境也是古典哲学遭遇的困境。古典哲学的基础是客观性理性主义，启蒙秉承的是古典哲学的科学理性主义，是主体性理性主义。然而当它把这种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时却颠覆了古典哲学的基础。康德与黑格尔意识到了启蒙的局限性，前者以限制理性的方式纠正启蒙的偏颇，后者以将人类主体的理性主义扩展而为绝对的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弥补启蒙的局限，应该说他们的确抓住了启蒙的要害，然而启蒙的主体性理性主义颠覆了古典哲学的客观的理性主义，而在颠覆其基础的同时，启蒙也就颠覆了自身。这种自相矛盾或许是西方哲学的宿命。

传统哲学的目的是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之上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以之为基础和根据。然而，近代以来，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和自然科学携手合作，导致了理想世界的崩溃。一方面，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发展而为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世界的意义不在世界自身而在主体之中。另一方面，按照自然科学的发展，宇宙并没有某种合理的原因，眼前的现实世界之外一无所有，所谓自然之外的理想世界并不存在因而是多余的。结果是，这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殊途同归，造成了同一个结果：虚无主义。张教授认为，可以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来标志古典哲学的衰落。“上帝死了”并非只是针对基督教的，也代表着形而上学之超感性世界的崩溃，它意味着此前所有形而上学的理想都失效了，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贬黜。

   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对启蒙的调整其核心是为人类理性或人类精神确立更高的形而上学的依据，并以此来遏制人类理性的不当使用，或者说，为工具理性确立价值理性的约束。然而，康德的理智世界仅仅是理想而缺乏现实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现代科学面前有如宗教信仰，自我担保不足以有充分的根据。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其结果就是启蒙的科学主义不断地被放大，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掩盖了工具理性的局限，康德黑格尔对启蒙的调整无人问津。其实，在中国开始现代化之初，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如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中对启蒙，对理性的质疑。然而，如同康德与黑格尔的命运一样，他们的警告也没有起作用。张教授强调，中国是因为特殊情况（救亡）而没有完成启蒙任务，西方为什么没有沿着康德和黑格尔的思路调适启蒙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说，启蒙自己打倒了自己－－科学理性主义的放大发挥导致了上帝之死，连带着哲学以一个理想世界解释现实世界的道路断绝，形而上学崩溃了。

最后，张教授启蒙问题艰难的根源在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富于科学精神的理性主义蕴含着虚无主义的危险。所以要想解决启蒙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哲学的问题，而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虚无主义的威胁。

张教授以短短的两个小时，疏理了理性主义的历史沿革，以新的哲学视域，打开了对启蒙理性的完整性反思，在座的全体师生受益颇深。同时，启发了我对相关性问题的思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并不是简简单单固守其一，贬斥别种，而应培养问题意识，从实际面临的问题出发，多加分析，寻找最佳的调适方案。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找到世界的本质，为世界提供合理性的证明。